揭秘中国核试验基地：这里爆响了震撼世界的惊雷

　　1958年12月24日，张蕴钰带领勘察小分队从敦煌出发，经玉门关向西，向罗布泊疾驰而去。直到次年春天，疲惫的勘察队员们终于在干旱的罗布荒原发现了清冽的博斯腾湖。

　　张志善当时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央，电报上写道：“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熊猫体育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香味……”据说，万毅看到电报后笑着说：“水还带香味，他们都成了诗人啦……”

　　最终，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罗布泊西端的10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定为中国唯一的原子靶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积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而核武器试验场的面积有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大小。

　　原马兰基地司令员马国惠告诉记者，之所以圈定1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和、氢弹的破坏半径有关，“300万吨氢弹的安全半径为150公里，这样算来就要有大约9万平方公里，所以10万平方公里的军事禁区是完全必要的。”

　　马兰之名，来自在这里旺盛生长的马兰草。部队选的生活点，原来是一片盐碱湖，一条天然水沟从中流过，两旁长满了马兰草。初夏时，基地领导在此规划蓝图，正值马兰花盛开，张蕴钰提议，大家一致赞同，此地就命名“马兰村”。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就是马兰基地成立的日子。

　　那时的马兰基地，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先期到达这里的指战员们，自己动手挖了地窨子作为临时的住宿和办公场所。马兰基地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就在一个地窨子里召开。

　　当时，一窝小燕子正在地窨子的房梁上破壳出世。张蕴钰提醒每一个来开会的人：把脚步放轻，嗓门压低一点，别惊扰了燕子。

　　许多年后，当彭继超向张蕴钰提起关于一窝燕子的小插曲，老人说：“大漠上有这些小生命，不易。”

　　那一天，中国核试验基地波澜壮阔的工程伟业，就在燕子的呢喃声里宣告诞生了。

　　1960年初，上万名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滩，马兰核试验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式开始。

　　大批物资、精密仪器和贵重设备不断从全国各地调运到试验场，正当此时，以导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上马”还是“下马”的冲击波，却从内地传到了这里。

　　1957年，正在蜜月期的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武器，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的教学样品和图纸资料。

　　这一协定的执行在签订之初还比较顺利。但是，当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要求遭到拒绝后，苏方对该《协定》的执行表现出不积极态度。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苏联撤回了全部在华专家。

　　中苏关系的突然变故，给中国建设事业造成重大困难，特别是核武器研制，几乎要从头开始。

　　“1961年的夏天，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产生了‘上马’、‘下马’的激烈争论。”彭继超说。

　　主张“下马”的，一是强调苏联的援助没有了，二是认为导弹、技术高度复杂，仅仅依靠我国当时尚不发达的工业和落后的科技力量，恐怕难以造出“两弹”，三是指出“两弹”花钱太多。

　　根据彭继超的了解，当时是坚决反对“下马”的。他提出的理由是，“两弹”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爱国的科学家，所以这个事业不能放弃。他甚至公开说：“不搞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

　　针对日见激烈的争论，签发了一个名为《导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给。

　　当年10月，决定：尖端要搞，不能放松。关于“上马”、“下马”的争论才止息。

　　曾经的政策波动传播到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对刚刚干劲十足地建设基地的官兵们来说，情绪上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彭继超在《罗布泊丰碑》一书中写到这一段。当时，甚至有上级机关的干部来到马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放羊，机关可以搬到无锡去，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

　　一向温文尔雅的张蕴钰急了，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

　　1961年前后，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基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基地编制不得不缩减，部分干部调走了，供给的标准也降低了。

　　不仅如此，由于基地车辆也少了，本来已经很少的口粮经常运不进来，张蕴钰就带着常勇他们往返20多公里，把口粮一袋一袋往回扛。

　　马兰基地的情况从1962年开始慢慢得到改善，1962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拉国家归来，途经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在一次晚餐中，周恩来站起身来说：“我们国家在新疆有一个原子武器靶场，他们在戈壁滩上条件很艰苦，任务很艰巨，希望新疆尔自治区给予帮助，大力支持。”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大大振奋了马兰基地的人们，也是对“下马”之说最有力的驳斥。

　　基地缺少车辆的困难反映到中央书记处，时任的亲自跟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商量，决定把北京市刚领到的400辆“解放”牌汽车全部调拨给基地。

　　负责两弹工程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央提出了“两年规划”：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的批准。

　　为了强有力地领导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中央特别组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部门，叫做中央专委。中央专委的全称起始叫做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后来随着工作的发展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这个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央专委全面负责两弹工程。

　　两年的时间爆炸一颗，任务相当紧迫，全国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作为这场大会战最前沿的马兰核试验基地，虽然厂区的道路、通讯工程、气象站、军用机场等基本设施建设已陆续完成，但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当年10月10日，钱三强在国防科委大楼里向、罗瑞卿、张爱萍等领导汇报时说：“试验是一个十分复杂、集多学科为一体的高科技试验，仅就核试验靶场可以开展的技术项目就有几十上百个，而这一个个项目都需要研究、定题，并在靶场进行技术工程的建设，这就需要有很强的技术力量，立即着手研究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