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以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起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同时也开启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其间,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工业建设、农业机械化和农田水利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研制等许多工作布局,包括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都始于那个年代。
早在“一五”计划制定时,我国就明确了工业化建设目标。1955年,陈云同志曾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到了1964年,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又正式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表述。
作为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行动指南,“一五”计划的成功编制实施,形成了我国近代以来引进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作用最佳的工业化浪潮。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绝大部分指标都大幅度超额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5%,大大超过同期世界发展中国家4.8%的年均增速。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超旧中国的100年,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期相比,增速也名列前茅。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远高于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期增幅,也高于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从投资效果看,“一五”时期的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平均3年半就能收回投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前进了一大步,成就令人瞩目。
通过“一五”建设,我国基本结束了不能生产钢轨、无缝钢管、薄板和合金钢等钢材的历史,改变了有色金属工业体系残缺不全、互不配套的落后状况,制造出了载重汽车、蒸汽机车、喷气式歼击机,电讯设备和精密仪表等行业逐渐实现了国产化,机械设备的自给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左右提高到60%以上;形成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以哈尔滨三大动力厂为中心的电站设备基地,以上海机床厂为中心的精密机床基地,以洛阳拖拉机厂为中心的农业机械基地,以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电子电容器厂等为中心的高压输变电设备基地;开始了以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等项目为中心的华中、华北、西南和西北等工业基地的建设,从而初步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基本合理的现代工业体系。
有关史料显示,5年间,对经济和文化教育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47亿元。在施工的1万多个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921个,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
“一五”计划成功实施,为此后的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中国工业化建设,乃至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一五”计划对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一五”计划时期,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多,在工业总产值增加额中,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的产值占59.7%,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高出11个百分点,是1978年以前最高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
“一五”计划取得辉煌成就,极大激发了100多年来饱受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的干劲与热情,热切期望加快建设、尽早实现国家工业化。然而,由于当时缺乏经验,忽视了经济发展规律,滋长了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导致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导致国民经济失调失衡,经济下滑,财政困难。面对困难局势,党和政府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并于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旨在克服困难、恢复农业和工业,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到1962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复苏: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8.47%,刹住3年连续下跌的势头;财政收支平衡,消灭连续4年的赤字……
1963年7月下旬,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传达了同志关于1963年至1965年3年调整的想法,即把1963年至1965年这3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作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3年过渡之后,设想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用一些年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同年9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全面讨论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正式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调整经济,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会议还提出,在完成过渡阶段任务后,要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第一步,经过3个五年计划,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63年至1965年的调整,大大加强了影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部门。维修和更新了设备,恢复和提高老企业、老基地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有重点地发展了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的新兴产业,提高了国家工业整体水平和经济实力。1962年至1963年期间,在外汇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我国有计划地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引进14个石油化工方面的成套设备,对开发我国石化工业新领域起到重要作用。
至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终于全面完成。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57年的水平。在调整时期,作为国民经济主导的工业建设,主要以成龙配套和填平补齐为重点,许多工矿企业逐步地发挥出作用;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建成了一些重要项目,改扩建了一批厂(矿),新兴工业部门迅速发展,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工业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得以加强。
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协调发展。1965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是37.3%、32.3%、30.4%,基本上符合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工业内部,间接和直接支援农业的工业部门投资比重增加,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以钢为纲”造成的比例失调状况。
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许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从1962年下半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逐步接近、达到、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同时,我国石油工业和国防尖端科技领域也得到迅猛发展,不断取得非凡成就。
近代以来,我国曾被认为是贫油国家,油田年产量低,长期依赖进口“洋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勘探开发石油。1955年起,我国开始东北松辽盆地的地质勘察工作,1959年9月,钻探人员发现高台子油田,即后来的“大庆油田”,经过3年多的勘探开发大会战,形成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1963年,全国原油、汽油、柴油、煤油和润滑油等主要产品产量全面超额完成计划,我国自行设计和新建成的大型炼油厂建设时间缩短了1年。至1965年底,我国实现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其中,大庆油田开采的高产原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科学技术和国防尖端武器研制方面,我国于1956年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列出12项带有关键意义的重点任务,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排在第一项。同时,部署了和导弹这两个大项目。同年4月,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会议,听取钱学森同志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并于会后成立以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研制以及航空工业发展工作。10月,成立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1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1957年,我国开始研制发展包括导弹、在内的尖端武器,1958年我国科学家提出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1961年7月16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的辉煌成就,带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填补了很多科技空白,为我国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许多年后,同志曾这样说道:“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以及科学技术各领域也都发展显著。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历史》一书资料,1964年我国机床品种达到540种,比1957年增长1.8倍。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可以生产车、铣、刨、钻、磨、镗等小型通用机床,也具备了制造大型、复杂和成套精密机械设备的能力。我国制造的万吨水压机和床面6.3米的大型立式车床,都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在电子工业方面,从1963年至1965年,我国共投资5.29亿元,用于新开的电子工业项目建造。新建中央直属工程52项,其中大中型项目38个,小型项目14个,我国电子工业初具规模。据统计,1965年我国钢产量为1223万吨,约占世界第七位;原煤产量为2.32亿吨,占世界第三位;石油产量为1131万吨,占世界第十五位;发电量为676亿吨,占世界第八位。综合其他工业门类的生产状况,我国1965年重工业的水平大体占到世界第八位。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和对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的10年,是艰苦奋斗和拼搏奉献的10年,是理想闪光和意气风发的10年。但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其后出现了不少失误,发生了一些曲折。但是,任何新生事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建设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党正是在不断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攻坚克难,从而不断开拓新境界、夺取新胜利。(记者 吕立勤 梁剑箫)熊猫体育app